9月11日，“学习强国”平台全文刊载我校外国语学院教师罗天教授题为《抗日战争中的“红色翻译”》的理论文章。
该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马汉《海权论》在我国百年翻译与接受研究”（17BYY20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跨学科视角的抗战时期军事翻译研究”（16YJA740025）阶段性成果，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009期。
抗日战争中的“红色翻译”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也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马列主义引进、军事学术思想探讨、对敌宣传、军事情报收集、军事外交等方面，翻译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队和其他进步力量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对内翻译引进马列主义及其军事思想
抗战时期，解放区存在着三个编译出版机构：马列学院编译部、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会编译处以及中宣部编译局。这些机构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和军事著作，1941年、1942年出版数量最多，以俄译汉为主。
第一个重要的红色编译机构是马列学院编译部。1935年红军到达延安以后，更加迫切需要马列主义来指导抗日战争。5月，延安马列学院成立，后设立编译部，由院长张闻天兼任主任，编译部配置专职翻译5人：柯柏年、何锡麟、王石魏（王实味）、景林和龚澎（女）。另外有王学文、吴亮平、成仿吾等为兼职译校。编译部翻译出版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包括军事论著、《斯大林选集》5卷本、《马恩丛书》10卷本以及《列宁选集》18卷本。其中有些书籍可以用来指导战争。
第二个重要的编译机构是军委编译处和其后的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会编译处。军委编译处于1938年成立，由曾涌泉领导，叶剑英指导。翻译人员有曾涌泉、何思敬、曹汀、焦敏之、常彦卿等。这是第一个由中央军委建立的专门翻译马列军事著作的机构，担负着翻译马列军事论著、苏联军事科学著作、战斗勤务教科书和红军条例供我军学习参考的重要职责。1939年1月，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成立后，设立了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会编译处，它与军委编译处实际上是两个牌子，一套班子。
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了一套《抗日战争参考丛书》，有十余本，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与军队》《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列宁读战争论的笔记》等。此外，《八路军军政杂志》还设有“译丛”一栏，刊载军事译文16篇。例如，焦敏之所译恩格斯《冲锋》，介绍了两军对峙准备会战时使用的几种攻击方法。
第三个编译机构是中央宣传部编译局。1941年5月，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设立中央宣传部编译局，柯柏年、张仲实、何锡麟、曹葆华等为译校人员，完成了《列宁选集》20卷和《斯大林选集》5卷的出版。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翻译工作。1942年9月，毛泽东在给何凯丰的信中指出，“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毛泽东建议由吴亮平主持编译部，“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194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得以发布，这很可能是中共中央历史上第一份此类决定。决定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延安过去一般翻译工作的质量，极端不能令人满意。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
对外译介革命理念和军事思想
解放区虽然地处内地，但中共突破重重封锁，积极向外翻译、传播中共的革命理念和军事战略思想，告知全世界中国的抗战势态，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巩固抗日统一战线。
为了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共历史、抗战形势及现行政策，在任弼时的组织下，师哲等人将中共领导人的重要著作译为俄文，例如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及《新民主主义论》等。1939年，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期间，给共产国际起草一份报告《中国备忘录》，由师哲等译为俄文，交共产国际的执委们阅读。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汇报时，师哲参与了口译。后来周恩来的报告译成俄文，发表在1940年的《共产国际》杂志上。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长达5万字的《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当时盛行的“亡国论”及“速胜论”，在全国引发强烈反响。中共中央决定对《论持久战》等毛泽东著作进行英译，扩大影响范围。抗战时期《论持久战》出现了4种英译稿，除许孟雄和杨刚的译稿外，还有刊登在《译丛周刊》的英译稿及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英译稿。
杨刚的译文名为Prolonged War，从1938年11月开始，分4期连载于上海英文刊物Candid Comment（《公正评论》）。此外，《论持久战》英译稿还被编成单行本发行，毛泽东为此写了序言《抗战与外援的关系》，并译成英文一同印发。毛泽东写道： “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引起世界上热爱和平人士的广泛关注，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评价。
翻译服务于战场上的对敌斗争
在战场上，翻译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首先，重要军事情报的获得，离不开翻译。一方面，缴获的日军机密资料会被翻译出来，成为作战参考。1939年，八路军在大龙华战斗中缴获大量日军文件，其中就有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3月颁发的《关于剿匪与警备的指针》，被译为《华北方面的日寇战术》。这些译件为中共制定一些对敌作战方针、原则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另一方面，地下工作者还利用翻译身份，打入日军内部，参与重大的军事决策活动，获取军事机密。
其次，八路军对日伪开展战地宣传战时，翻译也必不可少。八路军建立了各级敌军工作组织，运用贴标语、散传单、火线喊话、唱日文歌曲等方法，开展对敌宣传工作，瓦解敌军。1944年5月，由浙东游击纵队敌工部与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浙东支部合办日文《解放周报》，由吉永久寿秀、栗原、田中等翻译，读者对象主要为日本士兵。
翻译服务于解放区对外交流
翻译也参与了解放区对外交流。从1936年开始，一些外国新闻记者，如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詹姆斯·贝特兰等陆续深入延安采访，他们对解放区军事政治的新闻报道，向世界宣传了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担任口译任务的有黄华、吴亮平等人。随后，这些记者的著作也大多被翻译成汉语，在国内出版发行，如《西行漫记》等。1944年5—10月，21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陈家康、徐克立、柯柏年、秦邦宪等参加了翻译接待工作。记者团的访问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在国统区出版发行，如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福尔曼的《北行漫记》和《西行漫影》等。此类英译汉著作多达30余本。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 30多人的美国军事观察组访问延安、陕甘宁边区时，柯柏年、陈家康、凌青、黄华、马振武等承担了翻译工作。
抗战时期，涌现了一批杰出的翻译家，包括刘伯承、左权、伍修权、师哲等。刘伯承在漫长的戎马生涯中，翻译、校译和编译了近百万字的外国军事论著，是我国现代军事翻译的奠基者。他在抗战时期的译著有《现在我军要遂行的卫生勤务》《苏军步兵战斗条令》（与左权合译）、《军队指挥法》、苏军《合同战术（上部）》等。所有这些著名的翻译家以及隐姓埋名的译者为抗战胜利所作出的红色翻译贡献，将永远铭记在共和国的史册上。